朱汝珍（1870—1942年），號聘三，別號隘園，清遠人，清末民初書法家、文章家。曾以縣試冠軍入讀清遠縣學(xué)，22歲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廣州廣雅書院，名列廣州府闈第一。27歲考取拔貢，以朝考一等欽點七品小京官，簽分刑部江蘇司行走，開始仕途生涯。光緒三十年（1904年）中末科榜眼，授翰林院編修。

富家子弟  跌宕少年

    1870年，被堅船利炮打開國門的鴉片戰(zhàn)爭早已遠去，起義烽火燃燒過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國運動也已經(jīng)被鎮(zhèn)壓且過去了六年，外患內(nèi)憂似乎在這一刻全部得到釋放，如日落西山的大清王朝正釋放著數(shù)千年封建王朝的最后一個絢爛盛世：同治中興。

    為實現(xiàn)對內(nèi)亂后的經(jīng)濟調(diào)整，安撫人民的反抗情緒，同治皇帝大興科舉，增加了考試取錄名額，以籠絡(luò)人才，防止類似太平天國的出現(xiàn)，維護清廷統(tǒng)治。

    當時的農(nóng)民起義雖然給大清政權(quán)帶來巨大的沖擊，但對于有些人而言，卻成為升遷的契機。

    在位居偏遠粵北的清遠縣，一個叫朱猷章的人是平定廣東天地會大起義的高級智囊，頗有功勞，因而很快得到擢升，作為當時廣東陸路提督昆壽的高級幕僚，成為本縣的四品候選知府，居住在今天的清城區(qū)南門街左四巷內(nèi)。由于身有官職，享有俸祿，朱猷章一家的生活可謂富庶，在清城南門街有房屋多座，其中占地約700平方米的寬綽“太守第”則顯示著這個家族絕不同于尋常百姓家。

    也正是在這一年，朱猷章的八個兒子中排行第七的朱汝珍出生了。伴隨著他出生的，并沒有出現(xiàn)傳說中的仙樂齊鳴、祥云籠罩之類的天人異相，甚至，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朱汝珍的相貌根本算不上英俊，唯一讓同齡人羨慕的可能是他出生在富庶之家。也沒有任何預(yù)兆，35年之后，這個長相平凡的青年人會成為一夜之間全中國家喻戶曉的名人：大清榜眼。

    但榜眼的成長之路并不風(fēng)順。如果按照一般的發(fā)展邏輯，朱家根基厚實，且多子嗣，理應(yīng)繼續(xù)成為本縣的豪門大戶。朱汝珍也應(yīng)當有很好的條件度過美好的童年時光，包括后來的升學(xué)也不至于成為什么問題。在“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價值觀影響下，加之此時的同治皇帝和他的繼任者正在廣納人才，擴大了錄取名額，實在是考取功名的大好時期。

    但屬于朱家的命運之河在光緒三年，也就是在1877年拐了個彎。朱汝珍的父親朱猷章在這一年去世了。此時的朱汝珍才8歲。雖然朱猷章也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到兒子的“光照”才被載入史冊，但這并不妨礙他是這個家庭的頂梁柱。隨著這個四品候選知府的去世，朱家家道逐漸低落。此時的多兄多弟反而成為家庭負擔，不得已之下，本來擁有多處房屋的朱家開始變賣房產(chǎn)以維持生計。隨著生活的日益窘迫，到后來，象征著身份和地位的“太守第”也被用于抵債。

    朱汝珍一共有兄弟八人，但父親的去世使得家道日漸敗落，本來人口眾多的家庭，加之不得不賣房接濟生活，因而住房并不充裕。也許是因為外出求學(xué)，也許是因為外出謀生，朱汝珍青少年時代就長期在外，所以家里并無安排獨立住所，也可見家庭之窘迫。一直待他取得功名后，他的兄弟才把位于“太守第”對面巷內(nèi)的一座房子讓給他住，這就是今天的朱汝珍故居。

    出身富庶、年少喪父、家道淪落，朱汝珍的人生充滿跌宕。

末代科舉  聞名天下

    年少喪父是人生之大不幸。沒有人知道當年的朱汝珍心里想的是什么，也沒有人知道經(jīng)歷家道富庶和衰敗浮沉的他內(nèi)心有什么感受。

    命運雖然曲折，但他顯然又是幸運的。淳樸的民風(fēng)往往在一個人落難抑或陷入困境時，就顯示出它普世濟弱的美德來。朱汝珍在生活艱辛之際，得到了來自家鄉(xiāng)善長仁翁的大力支持。天資聰穎更兼后天努力的他并沒有讓幫助他的人失望。尚是在清遠縣時，他就以縣試冠軍入讀清遠縣學(xué)，22歲時又憑優(yōu)異成績考入廣雅書院，名列廣州府闈第一。出身于偏遠粵北的朱汝珍也終于從此走出大山，來到外面更加廣闊的世界。也正是在父老鄉(xiāng)親們一如既往的支持下，朱汝珍才得以湊足盤纏上京赴考，27歲那年，再接再厲的他考取拔貢，以朝考一等欽點七品小京官，簽分刑部江蘇司行走，開始了仕途生涯。

    但此時的朱汝珍，仍然只是多如牛毛的寂寂無名的小京官之一。真正能讓他留名于世的是，是1904年的那一場科考。

    1904年初，正是清朝的多事之秋。一方面，日俄戰(zhàn)爭正酣，遼東大地不斷有戰(zhàn)事傳來。另一方面，設(shè)立主管全國教育行政的專門機構(gòu)“學(xué)部”或“文部”的呼聲越來越大，廢科舉的聲浪也日甚一日。終于在這年初，朝廷正式?jīng)Q定漸廢科舉。正是在這樣一種徹底改革甚至廢除科舉的時代背景中，朱汝珍參加了光緒三十年三月（1904年4月）的甲辰恩科會試。而這一年正逢慈禧七旬萬壽，為慶賀太后壽誕，清朝將本是正科的會試和殿試改為“恩科”。

    雖然此科會試與殿試是在科舉制度風(fēng)雨飄搖的情況下舉行的，但當時人并不知道這將是1300年科舉史上的末科會試。由于八國聯(lián)軍侵入北京時燒毀的順天貢院還未修復(fù)，此科會試與1903年的會試一樣，仍在開封舉行。會試于四月初十（5月24日）放榜，共取中276名，會元為湖南茶陵人譚延闿。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后，科舉考試時間固定為三月會試，四月二十一日殿試。因1904年會試地點在開封，恐考生無法按時趕到北京，于是延期在五月二十一日舉行殿試。五月二十二日，讀卷大臣在文華殿公開閱卷，評閱完畢定好初步名次之后，依例前十名試卷進呈，由皇帝最后欽定名次。甲辰科主考官最初進呈的名次是朱汝珍第一、劉春霖第二、張啟后第三、商衍鎏第四，光緒看了進呈殿試卷，認為第二卷比第一卷更好，第四卷比第三卷更好，于是將一、二卷名次對調(diào)，三、四卷對調(diào)，結(jié)果欽定名次變?yōu)閯⒋毫亍⒅烊暾�、商衍鎏、張啟后�?o:p>

    關(guān)于最后一榜進士名次的確定，還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說是慈禧太后當時對廣東人恨之入骨（因為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都是廣東人），加上她害死珍妃，心中有鬼，一見廣東人朱汝珍的名字就厭惡，而當時正要為她做七十大壽，天又大旱，而劉春霖不僅名字具有吉祥意味，而且籍貫是直隸肅寧，渴望“肅靖安寧”是飽嘗八國聯(lián)軍之苦后的慈禧的心愿，因此將劉春霖點為狀元，將朱汝珍貶為第二。

此榜共有273名進士，當時誰都沒有想到這竟是1300年中國科舉史上的最后一榜進士。

然而不管怎樣，朱汝珍是一舉成名天下知了，成為中國科舉歷史上末代榜眼的朱汝珍為朱氏族人和清遠人民贏得了無比的榮譽。

衣錦還鄉(xiāng)  認祖歸宗

   “禹門三汲浪，平地一聲雷�！边@是科舉時代經(jīng)常用來形容進士及第后命運驟然改變的一聯(lián)詩句。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1904年7月8日），在太和殿舉行隆重的甲辰科大傳臚典禮，一如既往，韶樂齊奏和鳴，鳴鞭響徹云霄。唱名之后，自大學(xué)士至三品以上官員和新科進士向光緒皇帝行三跪九叩禮。禮畢，由禮部尚書將大金榜放置彩亭中的云盤內(nèi)，導(dǎo)以黃傘，鼓吹前行，由太和中門送至東長安門外彩棚張掛。狀元劉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隨榜亭至東長安門內(nèi)，順天府尹于此處相迎，為他們進酒、簪花、披紅，親自送三人上馬。由午門中道而出，用鼓樂、彩旗、牌仗等引路前導(dǎo)，出午門后轉(zhuǎn)向東城北行至新街口，在順天府尹衙門宴飲后，經(jīng)地安門外，由西城出正陽門至南門，這便是騎馬游金街。二十六日新科進士又參加禮部舉行的恩榮宴。

    榮登榜眼的朱汝珍和所有的高中者一樣，不久就衣錦還鄉(xiāng)，回到生他養(yǎng)他的清遠縣。

    當年窮困落魄的書生如今高中榜眼后榮耀歸故，在清遠一度成為老少婦孺相互傳揚的傳奇。當時的白米埔（今清新縣三坑鎮(zhèn)白米埔村）朱氏族長聽到消息，馬上決定上縣城和榜眼聯(lián)宗。白米埔朱氏在元朝初年從珠璣巷南遷清遠，從此落地生根，歷經(jīng)數(shù)百年，成為清遠的名門望族。雖然高中榜眼，躊躇滿志，意氣風(fēng)發(fā)，但朱汝珍依然保持著那份淳樸謙虛，何況自己得以高中，也全賴鄉(xiāng)梓資助，便欣然前往白米埔認宗。白米埔的宗親也特為榜眼立碑。

    如今，坐落在白米埔村的朱氏大宗祠大門向東，瑞迎紫氣，氣勢不凡。宗祠高達9米，門檐高5米，青磚墻，琉璃瓦剪邊，屋頂兩側(cè)為鑊耳，雖經(jīng)二百多年風(fēng)雨，至今仍巍峨挺秀。宗祠前保存了近百年的旗桿夾石碑上兩面刻有“光緒甲辰恩科聯(lián)捷進士殿試一甲第二名欽點榜眼及第授職編修臣朱汝珍立”的字樣。雖然斯人已逝，但依然能讓人感受到那份來自滄桑歲月的曾經(jīng)榮耀和光華。

    然而，1904年7月北京城內(nèi)殿試發(fā)榜和狀元游金街的喧天鼓樂卻成了中國科舉史上的絕響。在經(jīng)歷同樣風(fēng)光無限的金榜題名之后，最后一榜進士的命運與過去各科進士卻不大相同了。

    1906年8月26日，清朝學(xué)部奏請所有甲辰科進士在內(nèi)班的學(xué)員，均送入日本東京政法大學(xué)補修科。學(xué)滿畢業(yè)回京時一律考試，按照定章分別獎勵。與朝考類似，從考試成績來看，原先殿試名列前茅者往往在游學(xué)畢業(yè)考試中分數(shù)也較高。在1907年12月進士館游學(xué)畢業(yè)學(xué)員考試中，朱汝珍的成績?yōu)?0分，名列最優(yōu)等第6名。

    從日本東京法政大學(xué)深造回國后，朱汝珍任京師法律學(xué)堂教授，南書房行走，實錄館總校官等職，并擔任過第一次法官考試貴州省主考，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民國初期，跟隨溥儀小朝廷，編纂皇室檔案。

才情榜眼  忠國愛民

    悠悠科舉逾1000載，籍籍榜眼無數(shù)計。即便是金科狀元，真正讓后世記住的，也屈指可數(shù)，更遑論榜眼了。但身處急劇變動的時代，注定這位末代榜眼的人生會有些許厚重的東西。

    國民革命推翻清朝以后，朱汝珍不事民國，而是到天津開設(shè)印刷館。后來局勢動蕩，他南歸寄寓香港。1929年，朱汝珍在香港創(chuàng)辦隘園學(xué)院，自任院長；并被鄉(xiāng)人推舉為香港清遠公會會長，之后受聘為香港大學(xué)教習(xí)。1932年，在日本關(guān)東軍操縱下，偽“滿洲國”成立，已廢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被捧上臺，朱汝珍曾前往長春“覲見”，溥儀示意朱再事“皇朝”，但朱汝珍以年老多病為由，婉言謝絕，旋即回港。

    朱汝珍不僅是一個科舉生，還是一個抗日愛國者。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此時的朱汝珍已是68歲的老人家，但由于受愛國思想驅(qū)使，他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在香港，他主持清遠公會，組織募捐、義演為抗戰(zhàn)籌款。香港淪陷后，他不懼日本人和漢奸的威逼利誘，拒絕與日本人合作。這期間，年事已高的朱汝珍還發(fā)動組織歸鄉(xiāng)指導(dǎo)委員會，極力幫助因戰(zhàn)亂而流浪在香港的三萬清遠難民安全返鄉(xiāng)。1942年，朱汝珍離開香港，內(nèi)避北京。不久就因病去世，享年72歲。

    朱汝珍對家鄉(xiāng)有情，對國家有義，但讓這位末代榜眼留名于后世的，還有他的過人才華。

    朱汝珍善詩文，是我國近代知名的文章家，先后于民國4年、民國23年和26年，編纂有《藏霞集》，受聘總纂了《清遠縣志》和《陽山縣志》。著有《詞林輯略》（附詞林姓氏韻編）、《中外刑法比較》，以及鄉(xiāng)試、會試、廷試的立論七篇和飛來寺石刻《愛山亭記》等，可惜大多散失。其中《文選》中的《李際唐同年五十雙壽序》，結(jié)構(gòu)嚴密，佳句紛呈:“時見天日清明，風(fēng)物閑美，使人心曠神怡；時見風(fēng)雨馳驟，波濤澎湃，使人驚心動魄。俯仰其際，百感為之交集也……”為后人作文的范例。

    在五十歲生日時，朱汝珍寫了《五十自壽詩》（其一）:

    隘園一畝足幽清，秋菊經(jīng)霜可掇英。

    喜與朋儕談舊事，了無辭賦述平生。

    香山宦久都諳味，北海交稀倍有情。

    珠玉故人應(yīng)贈我，由來車笠重前盟。

    知足常樂，重情重意，榜眼性情，躍然紙上。

    朱汝珍不僅寫得一手好詩文，還擅長書法藝術(shù)，是知名的書法家。他的書法，師出名家，具有王、柳、歐風(fēng)格，并有創(chuàng)新，自成一家，楷書端正圓潤、遒勁清秀，行書疏淡和平，嫻靜爽利，有晉唐遺風(fēng)，深受國內(nèi)外稱許。他知道劉春霖、商衍鎏、張啟后也有書畫作品，便將四人的作品配成一套，名為“四屏”，成為當時極享盛名的書畫作品。

    同時朱汝珍常代人書寫招牌、條幅、中堂等，要禮金價頗高。時至今日，他的墨寶仍留存在眾多建筑物中，除白米埔朱氏大宗祠外，還有南洋、港澳、清遠飛來寺、飛霞古洞、藏霞古洞、太和古洞，清新縣石潭的陳可鈺故居、三坑鎮(zhèn)雅文村的鄧氏宗祠，陽山縣七拱鎮(zhèn)的學(xué)發(fā)公祠等。

    近年來，海內(nèi)外對朱汝珍的書法推崇備至，因而慕名來參觀的文人墨客和旅游人士不絕于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