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士超（1755—1808），字卓仁，別字貫亭，陽山縣通儒楊梅坑人（今七拱鎮(zhèn)）。祖籍福建，徙居臺灣，后遷陽山。少力學，舉乾隆癸卯鄉(xiāng)試，乾隆六十年以二甲第三名登進士，授工部主事，后補都水司。兩充嘉慶辛酉、壬戌會試同考官，先為營繕員外郎，升郎中，轉(zhuǎn)任浙江、廣西、河南道監(jiān)察御史。

    嘉慶十三年（1808）在京因病去世，次年歸葬陽山。有詩文數(shù)篇傳世。

    鄭士超是陽山歷代6名進士之一。他在工部為官，清廉正直，勤于政務，與陳鶴等并稱“工部三君子”；后轉(zhuǎn)任浙江、廣西、河南道監(jiān)察御史，以直言不阿、胸懷磊落，與牟昌裕被譽為“臺中二鳳”。而陽山民間，則把他與前賢韓愈合稱為“兩御史”。

    為官期間，鄭士超敢于直言，連續(xù)向皇帝疏陳時疴5篇，要求“禁革海盜、天地會、賭局、鴉片、濫收浮費”，均得皇上嘉納，為所傳唱。

“讀書失�！背蓚髌�

    鄭士超祖上是福建人，后徙居臺灣。乾隆三十四年（1769），15歲的鄭士超隨先輩從臺灣遷來陽山定居。

    千里徙居，鄭氏一家無甚財力，生活清貧。自小愛讀書的鄭士超因無錢上學堂，只能在放牛的時間看書研習。民國《陽山縣志》記載其“家貧力學，日記誦二千言”。

    一天放牛時，因為沉浸在書中的知識海洋里，以致錯過了牧歸時間。日落西邊，鄭士超遍尋耕牛無果。回家后，父親聞言喜怒參半：兒子好學精神可嘉，唯家中寒苦難繼科考。

    當時村中有學堂，鄭士超常常躲在窗下偷聽教書先生講課。窗邊的學生是村里的陳二牛，因無心聽講，文章功課最差。一日先生置題歸作，次日先生驚奇陳二牛之文章，經(jīng)問詢，方知陳二牛作文時落筆無言，便央放牛娃鄭士超代筆。

    這兩件小事，讓鄭士超愛讀書、有文才之名在當?shù)亓鱾�。鄉(xiāng)坤李濟堂感其秉性，斷其必有所為，遂以女相許，又出資助其省城求學考取功名。

省城賦詩展才華

    在省城求學，除了有高水平的先生授課外，亦有省城燈紅酒綠的誘惑，也曾令不少學子因此廢置了學業(yè)。來自山區(qū)的鄭士超在別人縱酒尋歡之際，則每每秉燈夜讀，可謂“兩耳不聞身外事，一心苦讀圣賢書”。

    因為盤纏不多，鄭士超生活極其艱苦，但一有結(jié)余則用來買書。也是因為貧窮，鄭士超的著裝、飲食和不外出，常常為同窗中的一些紈绔子弟所嘲笑。

不過，鄭士超卻以出色的才華折服了同窗。一日，先生為考學子文采，命各人出聯(lián)作對。同窗者不少都以風花雪月為主，對之難度不大。    

到了鄭士超出題，他作出上聯(lián)曰：山水煮山茶，仙女摘仙花。此聯(lián)一出，一眾同窗們苦思良久，無人對出下聯(lián)。在先生示意下，鄭士超從容道出下聯(lián)：高山出宰相，平地出冬瓜。

    經(jīng)此對聯(lián)后，同窗們再不敢小看他。鄭士超經(jīng)過苦讀，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參加科鄉(xiāng)試中舉，乾隆六十年（1795）以二甲第三名登進士。

為官清廉勤政務

    40歲的鄭士超高中進士后，陽山滿縣歡騰。他先是被授工部主事，后補都水司。嘉慶六年和七年，先后兩次被欽點為會試同考官；此后先為營繕員外郎，升郎中。

    為官期間，鄭士超清廉正直，勤于政務，與陳鶴等并稱“工部三君子”；后轉(zhuǎn)任浙江、廣西、河南道監(jiān)察御史，以直言不阿、胸懷磊落，與牟昌裕被譽為“臺中二鳳”。

    清末秀才陳梅湖編著的《廣東通志》里記載：“（鄭士超）見有屈膝迎謁上官者，因劾：稱國家之制，六部司官揖不屈膝，典章不可不守，廉隅不可不勵，權(quán)勢不可不防。得旨：可其言，而責不指實，且奏遲。翼日，具疏所以再上。上釋：弗罪。于是人服其誠�！�

    鄭士超在工部都水司任職時，常有官吏在節(jié)慶時送來金銀財寶，均被他嚴厲拒絕。后來東窗事發(fā)，清代趙慎畛的《榆巢雜識》記載曰：近寶泉錢局事發(fā)，虧短銅七十余萬斤，各任監(jiān)督皆收受節(jié)禮而遭重罪，而鄭士超則獨善其身，其操守難能可貴。

關(guān)注民生斥時疴

    嘉慶十一年間，年過半百的鄭士超一度請假回鄉(xiāng)，目睹了當時的諸多社會弊端。

    時值廣東民亂四起，而吏治廢弛，粵東常有海盜出沒，鄉(xiāng)間賭博盛行，鴉片毒害甚廣，更有苛捐雜稅累壓百姓。雖位居高堂，但出生農(nóng)家的鄭士超心系民間疾苦，有著拳拳愛民之心。鄭士超為此連續(xù)向皇帝疏陳時疴“禁革海盜、天地會、賭局、鴉片、濫收浮費”5篇。

    第一篇是關(guān)于海盜。鄭士超在疏陳中寫道，“東海伯申、波庸、郭波泰凡三幫在于西場之廣州灣、大澳口、水東、博茂港、電白港、雙恩港等處游奕把截，勒索稅銀。有關(guān)書王洪一名，奉差香山縣澳門口娘馬角，猝被盜船劫去，勒索火藥、鴉片煙及銀兩……捐銀二千兩贖回通省，傳為異事�！睘榇驌艉１I，他提出“督撫提鎮(zhèn)大員悉心籌策，并力巡防務于沿途港口，將各盜首按名緝捕，并將內(nèi)地土匪認真設法查拏，不使輾轉(zhuǎn)句結(jié)，滋蔓難圖，庶海疆得以漸臻安謐矣。”

    對于賭風盛行，他痛心疾首地寫道：“粵東棍徒開設賭局，名曰‘番攤館’，招集無賴日夕聚賭，其勾通洋盜之土匪及四鄉(xiāng)漏網(wǎng)案犯，多有溷跡其中，附結(jié)糾連，無奸不作�！毕Ｍ�朝廷“將通省城‘番攤館’迅查封，并通飭各府、州、縣一體嚴禁。”

    當時的鄭士超也認識到了鴉片的毒害性，他說“鴉片煙一項，皆由西洋夷人私帶入境，為害尤烈……吸此煙者，年命短促，生育斷絕，若將此煙和酒咽服，立至殞命……近即省城內(nèi)外，公然開設煙販。工賈、士庶靡然成風，父子兄弟聞之不禁，宴會即為敬客，嫁取即為妝奩，淫俗波靡，廉恥喪盡，可為寒心�！彼�建議朝廷要嚴禁、嚴查鴉片，“查例載販賣鴉片煙，照收賣違禁貨物例枷號一月，發(fā)近邊充軍；如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jiān)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不許夷人等將鴉片坭私帶入關(guān)，一經(jīng)查出，將該夷人按法處治，庶根株可斷，而惡俗可絕矣�！�

    鄭士超還在奏書中要求打擊浮收錢糧積弊，建議朝廷降低賦稅，減輕百姓負擔，如此則“民得均沾樂，利于無窮矣”。《廣東通志》記載，鄭士超的“五欵三千余言，條舉剴切。上嘉納之。”

傾囊相幫為親友

     為官者，鄭士超以清廉剛正、心系百姓疾苦的操守為人所稱頌；而做為一名普通百姓，他為親友傾囊相幫的故事，也被載入史冊。

     在一次清明回鄉(xiāng)掃墓中，鄭士超見到村民生活艱苦，衣不遮體食不果腹，便把帶回來的銀兩悉數(shù)捐出救濟他們，發(fā)現(xiàn)不夠后，竟又把衣物拿去典當，可謂傾囊相幫。

    《陽山縣志》還記載了這樣一件軼事：卻說李濟堂因被歹人誣告，被困獄中或遭不測。鄭士超獲悉后，連夜趕往連州為其申訴。夜行途中，鄭士超卻突遇猛虎攔路，場面危急。情急中他虔誠對老虎喊道：“吾為至親骨肉救患分災至此，豈有意冒犯？老虎聞言，仿佛聽懂了一般，搖尾轉(zhuǎn)身而去。

    嘉慶十三年（1808），鄭士超病逝官中，享年54歲。

記者手記

“御史第”故居探訪

    一代文豪韓愈被貶陽山后，經(jīng)過他的開化，陽山由此風華漸開人文蔚起，始而聞名天下。至清朝，陽山境內(nèi)考取貢生323名，舉人20名，進士6人。

    進士中，又以鄭士超為翹楚。再因鄭士超官至監(jiān)察御史，民間更把他與前賢、任職過監(jiān)察御史的韓愈合稱為“兩御史”。

    一個春和日麗的午后，記者從陽山縣城出發(fā)，前往七拱鎮(zhèn)探訪鄭士超的故居——“御史第”。

“經(jīng)魁”牌匾無人識

    約莫半個小時的車程來到了七拱鎮(zhèn)。在一片平坦的田野中，點綴著十數(shù)戶人家，這便是鄭士超故居所在地了——田洞心村。

    村中大多為水泥樓，只在村邊尚有幾幢瓦房，顯得有點突兀�！澳蔷褪俏易媪粝碌摹�御史第’了。”76歲的鄭士超后人鄭天時告訴記者說。

    故居保存尚為完好，正門上方有石刻“御史第”匾額一方，分外引人注目，彰顯了主人家曾經(jīng)的輝煌。進入故居，有一木質(zhì)屏障，大廳正中為神籠，其雕花猶為精美，還殘留著淡藍的漆色。

    “御史第”為三進院落四合院式布局，主體建筑為硬山頂，穿斗式梁架結(jié)構(gòu)，占地頗大。“面寬23米，進深17米，面積390多平方米。” 鄭天時介紹說。不過鄭士超并沒有在此居住過，原來此府第建于楊梅坑，清同治年間其子鄭葵照移建于此處。

    參觀中，鄭天時還特地從神籠后面搬出一塊牌匾出來，“此乃祖上留下的寶物，更是他們讀書被人稱頌的見證�！� 牌匾為木質(zhì)，長1米多，中間寫著“經(jīng)魁”兩個大字，其墨跡仍然如新�！啊�經(jīng)魁’者，意為讀研四書五經(jīng)之佼佼者也�！蓖�行的陽山縣檔案局長郭錫全解釋說。

    在牌匾的右方和左方，有幾行字，惜難以全部辨析。按能辨識之字猜測，應為3名官員授予當時的一名鄭氏舉人，時年已不可考。

    “不知能否請專家來鑒定一下這塊牌匾的來歷呢？” 鄭天時說，如此珍貴的文物，能弄個明白就好了。

病逝時“家無余財”

    田洞心是個小村落，村中的鄭氏村民也不多，“尚有100多人，外出遷徙也有100多人�！� 鄭天時是名老教師，常以鄭士超的故事教育后人。他指著陽光下青翠欲滴的田野說：“先輩鄭士超當年就是在這片田里牧牛讀書的哩。在陽山民間，鄭士超的“讀書失�！惫适乱殉蔀榱斯膭钋嗄陮W習的傳奇典故。

    說起鄭士超魂歸故里，鄭天時說，這還得多謝同僚的資助，而葬地也是兩遷其址。

    在朝廷里，鄭士超與同為監(jiān)察御史的牟昌裕交情最好。嘉慶十三年（1808），牟昌裕去世，摯友的離世讓鄭士超悲痛欲絕，哭泣近兩個月，后來病倒，同年7月病逝，享年54歲�！蛾柹娇h志》記載，為官清廉的鄭士超病逝時“家無余財”，次年在同僚資助下方才歸葬陽山。

    鄭士超的墓座落在七拱鎮(zhèn)柯木崗，占地數(shù)平方米，四周芳草萋萋，碑石上的字挺拔剛正，落款為“民國十五年”。“原先墓地占地數(shù)畝之巨，墓前尚有下馬石，可惜在文革時被毀。” 鄭天時說，鄭士超的墓曾遷徙兩次，先是葬在柯木崗，時工部主事陳鶴、揚州知府伊秉綬均撰墓志銘；光緒年間改葬大林崗，民國十五年遷徙原址。

    先輩風骨，鄭天時常常遙想追思，他說，鄭士超是陽山最后一名進士，也是唯一留有詩文于世的進士，如《游北山寺》：訪舊山如訪舊知，招邀佳客趁冬曦；石橋漲落泉聲小，古剎鐘懸梵響遲。漸欲就荒亭畔路，別來無恙歲寒枝；登臨不盡瞻韓意，卻為流杯浚曲池。

    臨別時，鄭天時希望有關(guān)部門能對“御史第”和鄭士超墓進行修葺，加以宣傳，好讓這位御史的清廉為官和勤奮讀書的精神更加澤被后人。